八七会议在敌人眼皮底下决定革命前途

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在中共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中，“八七会议”是唯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的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国民党疯狂屠杀革命群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是两次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加紧了反革命活动。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年7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产党员宋继武。此后，武汉三镇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7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明令各军军长停止所属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职务，严密调查一般共产党员的言行，对所谓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予以惩办。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8月初，反动军警开始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中共要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后来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年3月到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与此同时，中共开始酝酿改变先前的政策，以应对困难局势。年7月12日，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5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虽没有明确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但已经预示着中共开始改变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的状况，改变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此外，五人常委会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各项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代表进入会场花了三天时间中共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会议，无疑是极其危险的。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后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注：现鄱阳街号）二楼。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幢楼房是英国人年修建的公寓，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并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中央紧急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到了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通知的与会代表无法到会，鉴于情况紧急，就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纽曼、洛蜀莫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尚在南昌起义前线，未能参加。因为上述原因，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作为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虽然与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带进会场。邓小平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但没有哪次会议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么险恶，没有哪次会议的气氛像“八七会议”这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一天的会议决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虽然会期短暂，只有一天，但“八七会议”的主题却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讨论和解决的都是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会议在李维汉主持下，完成了四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第三，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个议决案；第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大成果，是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会议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表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是完全放弃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会议的第二大成果，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会议的第三大成果，是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按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八七会议旧址附录毛泽东慷慨陈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八七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是第一个发言的（注：在他之后发言的还有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在发言中，他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

长按↑图片，自动识别







































得白癜风的原因
白癜风初期的治疗方法

转载请注明：http://www.mqkpm.com/bzzs/5042.html